近日，英国的微生态与免疫营养原料平台BALIMONT巴里蒙特科研团队披露一项阶段性研究发现：人体肠道菌群并非被动接受食物的“消化配角”，不同菌群群落可能对膳食纤维、蛋白质、脂肪及糖类等营养底物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偏好，并通过代谢、免疫、内分泌和神经信号，反向影响宿主对特定食物的欲求、饱腹感及选择倾向。
科研团队将这一现象概括为“菌群饮食偏好”，并据此提出“食谱—菌群—神经反馈环”模型：长期饮食首先改变肠道内的营养供给环境，能够更高效利用相应底物的微生物随之获得生存优势；当某类菌群持续扩增，其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色氨酸代谢物、胆汁酸衍生物及其他信号分子，又可能作用于肠内分泌细胞、迷走神经和中枢食欲调控网络，进而提高或降低宿主对某类食物的偏好。由此形成的并非简单的“人选择食物”，而是人体与数以万亿计微生物共同参与的双向选择过程。
这一发现的关键意义，在于把“饮食塑造菌群”向前推进了一步：菌群可能不只是饮食历史的结果，也可能成为下一次饮食选择的参与者。
越来越多的大样本人群数据正在为这一判断提供旁证。2025年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来自5个跨国队列的21,561名参与者，发现纯素、素食和杂食人群具有显著不同的肠道微生物特征，仅依靠菌群数据区分三类饮食结构的平均曲线下面积达到0.85。研究还发现，红肉摄入是杂食型菌群的重要驱动因素，而部分纯素饮食相关菌群与更有利的心血管代谢指标相关。换言之，一个人的长期食谱，会在肠道中留下足以被算法识别的“微生态指纹”。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双向特征。另一项约千人规模的数字化营养研究通过手机实时记录饮食，并结合肠道菌群测序发现，仅使用菌群特征，就能够较高准确度预测受试者的蔬果、咖啡、坚果油脂及膳食纤维摄入情况，部分指标的ROC AUC达到约0.85至0.90。研究还显示，饮食是否长期保持规律，有时比平均摄入量与菌群多样性的关联更强。
一项汇集英国和美国34,694名参与者的研究进一步识别出一批在不同人群中均与饮食质量及健康指标稳定相关的微生物物种。这意味着，肠道菌群所记录的可能不只是“吃过什么”，还包括饮食结构长期作用于代谢健康的方向。
在作用机制层面，相关研究正逐渐把这条反馈通路从统计关联推进到神经生物学证据。发表于《科学》的一项动物研究发现，部分下丘脑神经元能够通过NOD2受体直接感知来源于细菌的细胞壁信号，并参与调节进食和体温。这表明，菌群信息并非只能经由缓慢的消化代谢间接影响大脑，某些微生物信号可以进入与食欲有关的神经调控环节。
2026年发表于《自然·通讯》的研究则发现，生命早期高脂高糖饮食可使实验动物在成年后持续出现进食偏好改变，即使体重已经恢复正常，相关影响仍然存在；而双歧杆菌及益生元干预能够恢复部分下丘脑信号，并使升高的食物偏好趋于正常。该结果提示，某些饮食偏好可能具有可被微生态“写入”、也可通过微生态干预重新调整的生物学基础。
科研团队认为，这些证据共同指向一个此前被低估的事实：人的食欲并不是从大脑内部单向产生的指令，而是大脑、肠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与肠道菌群共同计算后的结果。团队由此将这一协同网络称为人体的“第二智慧系统”。它并不意味着细菌具有类似人类的意识，而是指一个由大量微生物组成的生态群落，可以通过竞争、协作、代谢和信息传递，对宿主行为形成持续而可测量的影响。
这一发现也为“自由意志”提供了新的生物学注脚。人依然是饮食行为的决策主体，但在作出决定之前，对甜味、脂肪、纤维或特定食物的欲望强度，可能已经受到菌群结构和代谢信号的预先调节。自由意志或许并非脱离身体独立存在的绝对命令，而是在神经、激素、环境经验和微生态共同设定的概率空间中完成选择。
从应用角度看，“菌群饮食偏好”可能改变未来个性化营养的研究路径。相同的膳食建议之所以在不同个体间产生不同效果，原因或许不仅在于遗传和生活方式，也在于每个人体内存在不同的微生物营养需求。未来的营养干预可能不再只是告诉人“应该吃什么”，而是通过重建菌群生态，让健康食物重新成为人体更容易接受和长期坚持的选择。
据BALIMONT巴里蒙特科研团队介绍，下一阶段将继续围绕菌群结构、代谢产物、肠—脑信号与真实饮食行为开展多层级验证，推动体外实验、动物研究与人体研究相互衔接。相关成果只有在作用机制、安全性、可重复性及人体终点均得到充分验证后，才会进入实际应用。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这一反馈模型得到更大规模临床研究证实，其影响将不仅限于益生菌产业，还可能延伸至肥胖管理、代谢性疾病干预、儿童饮食习惯塑造及个性化公共营养等领域。届时，人类对饮食行为的理解或将发生根本变化——我们每天喂养的，不只是自己的身体，也是在塑造一个可能参与决定“下一口吃什么”的隐形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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